C919商业运营两周年：日利用率超7小时，航线25条，预计今年下线超50架

◆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。（沈玲摄）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(zhìzào)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(liáoliáowújǐ)。1998年3月23日，歼10在成都首飞，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50余年(yúnián)，铸就的“工业王冠”。

它的横空出世，将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：一段(yīduàn)是仿制，改进，尝试(chángshì)研制；一段则是自行设计，现代化的自主研制。

不知不觉中，歼10已走过20多年(nián)。2006年，它成建制装备部队(bùduì)，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(de)利爪；2008年珠海航展、2009年国庆阅兵，世人终于(zhōngyú)看清了它的面容，大三角翼的鸭式布局，如一柄出鞘利剑。

那些曾是“机密”的故事，也慢慢解密：从胶片(jiāopiàn)上的设计图，变成“十号工程”，再到“歼10”大家族，历时(lìshí)38年(nián)……前18年数次面临“下马”，而后又“起死回生”，最终实现首飞；后20年，是不断试飞(shìfēi)突破，不断改进成长的20年。

歼10的降生，源于一个建议(jiànyì)。

1981年年底(niándǐ)，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(jiànyì)，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，预计初期(chūqī)投资约5亿元。邓小平批示：“新歼项目较为重要，前期投资5亿左右，目前花钱也不多，拟同意。”

一般来说，国外搞一个新机型，没有100亿美元拿不下来(xiàlái)，而新歼的前期经费(jīngfèi)仅5亿元，以今天的眼光看(kàn)，实在太少。但在1981年，这可是惊人的数字。要(yào)知道，改革开放(gǎigékāifàng)后，邓小平一再提出“军队要忍耐”，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。在军费压缩的当口，为什么还要拿出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呢？

“中国停下来，世界却在(zài)飞。”刘亚洲上将曾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初的(de)中国空军。十年浩劫后，清点家底，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(kělián)。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的歼6，但这种一代战机，只有防守之功，并(bìng)无还手之力。

脱胎于(yú)米格21的第二代战机(zhànjī)歼7，1966年研制成功，刚开工就(jiù)赶上“文革”，“文革”后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7Ⅰ总共不过几十架。

中国也曾下大力气研究高空(gāokōng)高速的歼8，并于1969年7月首飞(shǒufēi)成功。然而，从(cóng)首飞到设计定型用了10年。等到歼8达到实用化阶段时，美军的作战飞机早已转向了低空、高速、突防，歼8又落后(luòhòu)了。以美国F16、法国“幻影(huànyǐng)”2000、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装备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

1982年，空军到法国考察“幻影”2000，葛文墉将军亲自试飞后，显然大(dà)受刺激，他撂下话说(shuō)：“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，除非是人家犯了错误，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(xiàlái)。”

葛文墉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(fēijī)设计师们讲课，他说：“我们(wǒmen)现在飞远航，飞行员(fēixíngyuán)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(shàng)，按速度表的读数和(hé)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，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，而‘幻影’2000则已经计算机化了。它有平显，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，就飞到了，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，这样又快又准。”

如今寻常的导航系统，在当时对那些研究飞机的设计师们(men)，竟也是闻所未闻(wénsuǒwèiwén)的新玩意儿。显然，我们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。

更紧迫的(de)是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世界(shìjiè)局部战争烽烟四起，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。

1981年(nián)，以色列空军14架飞机编队，摧毁了伊拉克的塔穆兹核反应堆，之后(zhīhòu)全部安全返航，全程2000余公里。

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王明亮总结说，“80年代，一系列局部战争有几个鲜明的(de)特征(tèzhēng)。一是空中力量(lìliàng)起主导作用，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，三是已经开始出现(chūxiàn)信息化战争的苗头，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。”

如何应对这些变化？邓小平提出“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，要取得制空权。否则，什么仗都打不下来(xiàlái)”。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(jūnduì)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地位(shǒuyàodìwèi)。

空军现代化，买新机无疑是最快捷(kuàijié)的方式。为了(wèile)买不买“幻影”，空军曾组织(zǔzhī)专家研讨了一个月。最后一算账，部队的采购费用，只够买24架空机，要使用，不但要买飞机，还有地面维护、武器弹药等配套也要买，总共得花(déhuā)几百亿。

中美建交后的蜜月期，中美还曾想(xiǎng)合作改造(gǎizào)歼8，美方同意提供低端发动机和雷达，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公司反悔，只能作罢。

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，只能搞自主研发。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“更新一代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(de)发展(fāzhǎn)方针，即用歼7、歼8替代(tìdài)老式战机歼6；加速研制歼7、歼8的后继改进型战机；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(nián)前后空、海军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机。

新歼研制拉开序幕，但(dàn)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，才能与2000年世界先进飞机抗衡？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，又适应(shìyìng)现代战争需要(xūyào)？一切还有待研究。

1982年2月，第一次新歼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，有关领导和航空界专家(zhuānjiā)141人参加。会上提出(tíchū)新型歼击机的空战能力(nénglì)要优于现有的歼8Ⅱ以及苏联当时(dāngshí)的米格23歼击机，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。

为此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(suǒ)（601所）和南昌的洪都650所，挑灯夜战，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(le)两个设计方案。

沈阳601所的(de)方案，是在歼(jiān)13基础上重生的边条翼布局(bùjú)战斗机。歼8首飞后，空军对其(qí)性能并不满意，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，尤其(yóuqí)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。因此，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6的格斗战斗机。在空军，歼13被命名为“2号任务”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
南昌所的(de)方案(fāngàn)是以强6为基础的衍生改进款。由于强6固有的结构复杂，重量大，可靠性差，所以从一开始，这一方案就不被人看好。

总共只有两个方案，而强6衍生方案又是来打酱油的，这样一来，601所的方案，几乎被(bèi)内(nèi)定为胜出方案。

这也在情理之中，苏联专家撤走以后，国防部集中所(suǒ)有的战斗机设计(shèjì)力量，在沈阳组建了(le)601所。在飞机设计领域，601所是名副其实的“共和国长子”。

至此，新歼与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（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）和成都(chéngdū)飞机(fēijī)设计研究所（611所）还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甚至(shènzhì)连参与竞标的机会都没有。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，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，帮兄弟单位“参谋、完善”。

当时611所，刚刚经历了歼(jiān)9项目的惨败；总设计师宋文骢还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。接到通知后，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，不过(bùguò)他留了一个心眼，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(zīliào)也带上。

◆宋文骢

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是，预备会后，时任航空部军机(jūnjī)局(jú)副局长(fùjúzhǎng)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，开口就问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？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。

由于事先(shìxiān)毫无准备，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。他们只得去隔壁房间临时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，又熬个通宵，把一些重要(zhòngyào)图形、曲线和参数(cānshù)画在胶片上。

601所来了30余人，准备充分，第二天一整天都由他们占据(zhànjù)演讲台。因为是临时安排，王(wáng)副局长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(fēnzhōng)。

第三天，在兄弟单位汇报的(de)间隙，宋文骢抓住机会，从(cóng)未来战争怎么打讲(jiǎng)起，又(yòu)话锋一转，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，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，而要实现这些指标，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，比如要有中距拦射，要有电子对抗等等，而这刚好击中了歼13的软肋。

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，但在雷达、发动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比F16逊色，它(tā)想赶上(gǎnshàng)F16，但没有超越的野心。

反观611所的方案，采用鸭式布局，当时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,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(zhèfāngmiàn)研究，可说是超越(chāoyuè)F16的“三代半”布局；更加(gèngjiā)大胆的是，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的静不稳定设计，虽然招致质疑，但(dàn)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。

用营销学的观点看，601所(suǒ)的方案是在迎合空军(kōngjūn)的需要，而611所的方案，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，为空军创造了需要。

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，还了解空战(kōngzhàn)？原来，早在(zài)抗美援朝期间，他就作为修(xiū)飞机的机械师参加了空军，因为对空战有着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，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，总会考虑到空军的战术战略。

本来已经一边倒(yībiāndǎo)内定的方案，开始出现变数。

此后，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的论证拿下了项目(xiàngmù)(xiàngmù)，不过，歼10项目行政副(fù)总指挥晏翔在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：“这个说法似乎(sìhū)简单了一些。这15分钟的方案介绍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，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准备，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(yǒu)了整个设计方案的介绍。”

与其说这次(zhècì)15分钟的汇报是(shì)临阵磨枪，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的总结。

歼(jiān)9项目，是(shì)和歼8一起，在1965年作为歼7的(de)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。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，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，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。而歼9项目，因为(yīnwèi)要求太高，在601所并不受重视。

1970年，中国大搞“三线建设”，601所成立成都分所，把研制歼9的小组(xiǎozǔ)直接调去(diàoqù)了成都。这个(zhègè)601成都分所，就是后来的611所，当时的任务，就是继续研发歼9。

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，但“文革”期间也(yě)只能种种菜。起初(qǐchū)，转移(zhuǎnyí)到成都名单并没有(méiyǒu)他，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了数年的歼9项目，就和妻子买来木板，自己装箱，踏上了转移之路。让人(rén)啼笑皆非的是，由于太过边缘，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，既没有人同意，也没有人反对。

在(zài)(zài)成都，歼9项目5次(cì)更改设计指标，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，各种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。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投资，几乎把611所推到散伙的边缘。

正所谓祸福相依，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技术指标，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(zài)国际飞机(fēijī)设计中少有先例的“无尾+前翼”布局，也就是后来的鸭式布局。而在歼9的反复(fǎnfù)折腾中，611所把鸭翼与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(zuò)了个遍，风洞实验(shíyàn)进行了上万次，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，在世界范围来说，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失败的歼9，使得宋文骢在这次评审会上，拿出了可以(kěyǐ)信服(xìnfú)的理论依据(lǐlùnyījù)和试验数据。会议决定，暂不确定方案，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，两个月后再议。

4月，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。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(yǒubèiérlái)，为了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，他(tā)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。可这模型实在太小，下面的(de)同志根本看不清。他灵机一动(língjīyīdòng)，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，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，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(yúnhǎi)里一般。

经过5天激辩，空军、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(suǒ)的(de)票，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。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，从而转为支持(zhīchí)601所的方案。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。

部分专家的(de)质疑并非没有道理，静不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，同时(tóngshí)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同期的美苏战斗机(zhàndòujī)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，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，这的确让人捏着一把汗。

为了用数据说话，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(de)试验(shìyàn)，用一年完成了，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、流谱观测试验。歼10的总体(zǒngtǐ)气动布局(bùjú)，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，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计算和工程化，都是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
1984年大阅兵(yuèbīng)中，歼8由于技术问题，没能飞天安门，时任国防部(guófángbù)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气头上说“沈飞别搞其他的了(le)，把歼8弄好就行了”。

同年，军方(jūnfāng)表态：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。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(xīnxíng)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(ma)？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，问：“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？”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，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，“你的字(zì)比我好，你来写”。

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，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，项目代号“十号工程”。这项(zhèxiàng)工程如此机密，以至于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跟弟弟都绝口不谈。弟弟在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，还(hái)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(yáyī)。

◆歼10空中加油。（沈玲摄）

1986年，歼10项目上马，宋文骢被任命为总(zǒng)设计师。正如有机玻璃投影出的身影一样(yīyàng)，十号虽然美好，但却有些缥缈。

一架(yījià)战斗机的设计，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(jīnghuá)，而(ér)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、协作面(miàn)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，需要涉及空气动力、电子信息、材料冶金、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、100多家单位、数十万人直接参与。

搞一架飞机，就像指挥一个大军团作战。摆在(zài)宋文骢面前最(zuì)现实的问题，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？为此，他(tā)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，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：

一是建立总(zǒng)设计师系统(xìtǒng)。系统分为三级：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；第二级(dìèrjí)为系统总设计师；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产品的总设计师、主任（主管）设计师。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、部门的设计师都(dōu)纳入系统管理。

二是建立技术经济负责制。每一项成品(chéngpǐn)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、单个成品试验，再到地面系统(xìtǒng)试验、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(zuòfǎ)，成品不合格，就不给钱。

三是推广应用(tuīguǎngyìngyòng)计划评审技术。严格(yángé)型号研制程序，编制各级网络图，从方案论证、初步设计、到发设计图和制造、总装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(jìnxíng)评审，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。

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，对直接影响(yǐngxiǎng)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，由总设计师系统(xìtǒng)组织攻关。

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(zhìliàng)管理。

上述措施，都是针对当时科研(kēyán)(kēyán)体制的弊病提出来的。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，虽说也有总设计师，但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，和(hé)主机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，大家平级。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，结果往往就是扯皮，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(le)事。

宋文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，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(suǒ)，数十万(shùshíwàn)科研人员和工人，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了。

作为总师，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作保障，如何能够统筹(tǒngchóu)、指挥整个工程的推进呢(ne)？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质量(zhìliàng)呢？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，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。

触动利益的改革，引来冷嘲热讽也不稀奇。有人这样问(wèn)宋文骢：“宋总啊(a)，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(shǎozé)10年8年，多则10年20年，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年龄不饶人啊，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(dìngxíng)吗？”

宋文骢的回答很有(yǒu)水平，“我(wǒ)老宋还能活多少年，这架飞机(fēijī)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，我说了不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，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，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(hǎo)了路，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，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(rénlái)接着干。”

正是通过型号(xínghào)设计师队伍的组建，又经过歼10的实战磨砺，一批年轻设计师成(chéng)长起来，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。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宋文骢的弟子，接班(jiēbān)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。

按照国际上(shàng)不成文的(de)惯例，一架飞机上研制(yánzhì)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%。超过30%，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。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(duō)的新设计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就连原材料(yuáncáiliào)、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。有人断言，“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%，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。”

冒险(màoxiǎn)，其实是(shì)无奈之举。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，总是照猫画虎，航空技术储备少，工业基础差。另外，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(xínghào)，技术指标(jìshùzhǐbiāo)要求高。说白了，新的机体、新的发动机、新的航电(hángdiàn)、新的控制系统，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，什么都是新的！

这些(zhèxiē)难题如何突破？靠别人(biérén)还是靠自己？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。

比如，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，尤其起落架部分，是设计中的一块(yīkuài)硬骨头(yìnggútou)。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，和国外合作被(bèi)纳入了考虑之中。

然而谈判却陷入了(le)僵局。外国专家(wàiguózhuānjiā)高傲地表示：“你们的技术不行，你们的方案不行，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！你们肯定(kěndìng)干不了的，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，随时(suíshí)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。”

265万美元的评审费，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，换来的仅仅是(shì)一个起落架，到底干不干？宋文骢说，即使有这笔钱，也不能这样打水漂。他一直深深记得：1960年苏联专家走(zǒu)了，112厂试飞车间里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，都成了钢铁垃圾，只能(zhǐnéng)可怜兮兮(kěliánxīxī)地躺(tǎng)在厂房的角落里。

“啃别人的(de)冷馒头，只能是(shì)乞丐。”他告诉负责起(qǐ)落架的同志们：“不要等，不要靠，也不要指望(zhǐwàng)外国人会帮我们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。”此后，200多次的试验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(yòu)一个，巨大的“咣当”声听了一次又一次，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(zhōngguó)着手引进苏27、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，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、现代化军队的转型(zhuǎnxíng)。这本是好事，却给歼10带来(dàilái)了最大的危机。

苏27引进后，有高层领导提出，歼10别再搞了，还不如拿研发的钱买飞机，或者再走一遍引进、仿制、改进的道路，能快速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、快速获得(huòdé)三代战斗机新技术，省钱、省时、省力，对(duì)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(gènghǎo)的选择(xuǎnzé)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(zhǔxí)刘华清问宋文骢：“老宋，歼10和苏27有何(yǒuhé)不同啊？”

宋文骢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对比，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，在作战中互相配合，都是解放军(jiěfàngjūn)所需要(xūyào)的。最终刘华清(liúhuáqīng)拍板，“外国飞机再好，也是别人家孩子，歼10搞出来，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”。

压力，不只是来自(láizì)国外，还来自经费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社会上流行着“搞原子弹(yuánzǐdàn)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段子，很多军工企业转型，本来(běnlái)制造(zhìzào)飞机的，竟然去制造塑胶手套、饭盒。当时，宋文骢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，是广州(guǎngzhōu)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。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，歼10的研制已经在借钱运行了(le)。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，对内叫“熬”，对外(duìwài)叫“拖”。

“你们这是5分钱(fēnqián)想上长城，连车票(chēpiào)钱都没有。”眼看(yǎnkàn)初步设计完成了，却没法发图；眼看青年人下海了，出国了。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，不淡定了。

或许是受了立项时的启迪，他决定把模型放大，先把全尺寸(chǐcùn)样机搞出来。毕竟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全尺寸样机可以(kěyǐ)让试飞员(shìfēiyuán)体验操纵，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，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。最重要的是，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(yǒuxiàn)的研发经费，展示出阶段成果(chéngguǒ)，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◆歼10全尺寸样机装配过程中。

虽然不能飞(fēi)上天，但该有的一样不少：515个(gè)部件，1000多条导管，30余公里的电缆，1991年8月27日，经过了27个昼夜的拼搏，他们终于(zhōngyú)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就在这一年，海湾战争爆发了。惨烈的(de)画面和(hé)意外的结局，给军委(jūnwěi)领导极大的震动——别说小米加步枪，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，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。

得知歼10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，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成都参观，江泽民(jiāngzémín)同志定调说“新歼是个宝，在某种情况下比(xiàbǐ)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重要”，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。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如果说(rúguǒshuō)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，那航空(hángkōng)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。

自主研发的涡(wō)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，一直是歼10最大的难题。90年代初期，空军(kōngjūn)引进第一批苏27时，还多买了一些AL-31发动机。刘华清将军亲自(qīnzì)拍桌子决定，给歼10换新发动机，要不然上天没日子(rìzi)！

然而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更何况是心脏。换发动机后，整架飞机(fēijī)的管线布局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，几乎等于(děngyú)推倒重来。

1997年6月2日，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。此时距离宋文骢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，已经(yǐjīng)过去了15年。总算是曙光初现，“十号”即将从发动机试车，到(dào)地面高速滑行，并最终(zuìzhōng)首飞。

谁能(néng)想到，接连两次，发动机开车试验失败，叶片出现大规模损坏，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，整个(zhěnggè)工程再一次阴云笼罩。

虽然说美国的F22试车时，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。但和美国比(bǐ)起来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(jìnxíng)试验？已经(yǐjīng)戒烟多年的宋文骢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，望着满眼泪水，却(què)依然紧紧咬住嘴唇的员工，只说了一句，“让大家吃饭去吧”。

咽下苦涩的眼泪，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排查、封堵(fēngdǔ)。待发动机再次转动时，终于有了龙吟般的轰鸣(hōngmíng)，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。

1998年3月12日，距预计的(de)首飞还有短短的十几个(shíjǐgè)小时，红毯已经铺好，领导的专机也即将(jíjiāng)到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机械员张凤贵发现，发动机运转时，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。

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(yìwèizhe)什么，但要是出现在空中，燃油稍有泄漏，就可能遇上电火花，说不定会导致(dǎozhì)整架飞机瞬间爆炸解体。

“我们绝对(juéduì)不能(bùnéng)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疑点，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(láiyuán)，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！”关键时刻，大家重新冷静下来，最终发现，由于俄方改装(gǎizhuāng)发动机的时侯，有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，导致了发动机漏油。

10天后，歼10再度站在(zài)停机坪上，可惜天公又不作美，阴霾(yīnmái)笼罩着机场。从上午(shàngwǔ)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，气候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。

指挥员把试飞员雷强拉(lā)到一边：“雷子，能不能飞？”历经上百次重大险情，一路从雷阵(cóngléizhèn)里走出来的(de)(de)雷强，沉默片刻：从最初24人试飞小组成员，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，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，13年的苦练，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？他坚定地说：飞！

陪同(péitóng)他的大队政委，看到雷强血脉贲张，像喝多了酒一样(yīyàng)，一把抓过他的手，脉搏(màibó)竟然跳到152！跨进(kuàjìn)座舱，雷强一扭头，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。从事试飞17年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，一股悲壮气氛(qìfēn)弥漫着整个机场，萦绕在每个人心头。

和传统飞(fēi)机不同，歼10采取了静不稳定设计。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(hǎo)比三轮车(sānlúnchē)和自行车(zìxíngchē)，前者好控制，但不灵活；后者(hòuzhě)机动性好，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，一旦飞控出了差错，人为无法操纵。国外首飞电传飞控飞机，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，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，待试飞员完全熟练后再改回来。

航空专家傅前哨告诉北京日报记者(jìzhě)，首飞前，他最担心的(de)就是静不稳定设计，还曾写信给空军，希望采用过渡方案，因为飞机研究史上，电传飞机试飞(shìfēi)没有不摔的。他哪里(nǎlǐ)知道，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，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，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在把关，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，却成了(le)歼10最为出彩的地方。

“今天，就是缺胳膊断腿，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!”关闭座舱盖，他一下子全无(quánwú)杂念。点火、滑出、加速(jiāsù)、拉杆，飞机腾空而起，雷强操纵战机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(dòngzuò)。

按计划(ànjìhuà)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(fēixíng)后(hòu)，雷强又主动请缨再飞了一圈。17分钟后，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，稳稳地落在跑道上。下了飞机，他抱住宋文骢说：“宋总，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！”

◆首飞归来，雷强泪洒机场。

一次划时代的(de)首飞圆满地划上了句号。回忆起庆功宴，宋文骢的接班人、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：“那时候‘老头儿’已经68岁(suì)了，但他很开心，喝了不少酒，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(yīduàn)俄文歌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，我(wǒ)出生于3月26日，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，以后，我的生日就是(jiùshì)这天了！”

首飞不易，定型更难(gèngnán)。

国外所有的(de)第三代战机试飞周期均占型号研制周期50%以上，有的竟达80%。苏27的原型机经过(jīngguò)了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，直至T10S才设计定型；美国的F16边飞边改，前后经历(jīnglì)了30年时间；而(ér)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%。

歼10飞行的安全范围是多少？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？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？必须(bìxū)有人，用(yòng)自己(zìjǐ)高超的技术，试验出了这些临界(línjiè)数据。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过的一句话形容：试飞就像摸电门，如果说电量开小，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，而如果一不小心开大，甚至(shènzhì)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从基本动作，到对飞行极限的挑战，歼10的试飞(shìfēi)要闯过30多个科目，包括(bāokuò)空中(kōngzhōng)对接、低空大表速、大攻角、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，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

2002年8月(yuè)23日，试飞员邹建国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刚刚起飞(qǐfēi)不久，就发现了机场尽头沙尘暴的迹象，两架歼10如同离弦的箭返回机场，待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(shí)，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。

2003年11月24日，试飞员宫庆辉进行全载荷试飞时，飞机的(de)左侧副翼(fùyì)失去控制，瞬间产生了接近60度的倾斜角，他驾驶着已经操纵(cāozòng)十分困难的战鹰，平稳地飞(dìfēi)回机场，着陆之后，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。

2002年5月6日，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特性时，通过一个仪表(yíbiǎo)的不正常读数判断出了飞机的液压(yèyā)系统可能存在漏油，他果断放下起落架，就近选择(xuǎnzé)着陆。事后证明，如果晚1分钟(fēnzhōng)，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。

2003年8月23日，试飞员徐勇凌，利用新的方式实现了(le)(le)空中加油的对接。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布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，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(sǎoqīng)了障碍。

2003年12月25日，实弹打靶(dǎbǎ)，面对突然锁定的靶机，徐勇凌果断使用备用方案，发射导弹，击中目标。若再晚(wǎn)几秒，靶机就会飞出空中走廊(kōngzhōngzǒuláng)。

国外的三代机(jī)试飞中，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(cǎntòng)经历。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，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，但从没有一次事故导致机毁人亡，堪称(kānchēng)试飞史上的“零伤亡”奇迹。

这些奇迹背后，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，还与歼10优良的(de)人机界面相关。过去苏式研发体制(tǐzhì)毫不重视操作者的感受(gǎnshòu)，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。

宋文骢的研发团队吸取教训，自始至终要求(yāoqiú)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，仅雷强就提出(tíchū)各种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。

比如驾驶(jiàshǐ)杆、油门杆，当初都是试飞员们用橡皮泥捏出来的。油门杆上的9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，怎么样才能既(jì)舒服，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，这都是飞行员提出(tíchū)来的。再比如控制系统，雷强在试飞时(shí)发现拉杆时反馈的力量过大，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，直到(zhídào)合适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，直到大家都认可。

试飞员(shìfēiyuán)直接参与飞机设计，不仅使新研制的飞机更便于操控，还大大提高(dàdàtígāo)工作效率和整体(zhěngtǐ)研制进度。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，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。

2006年12月29日，新华社报道：“歼(jiān)10将成建制装备部队，形成作战(zuòzhàn)能力”。这是歼10揭开了层层面纱，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(liàngxiàng)。实际上，在此之前，歼10战斗机已经装备部队。

1999年，科索沃战争爆发，78天的(de)战争，全(quán)由空军完成，且号称零伤亡。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对空军的倚重(yǐzhòng)，中国空军的战略也从防守型，变为了“攻防兼备”。

形势所迫，歼10尚未设计定型，军委领导就(jiù)决定先投入批量生产，交付部队提前使用——这个决定，开创了我国(wǒguó)战斗机研制(yánzhì)的先河，也实现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

2003年3月，首批飞机交付部队，宋文骢深情讲道：“新歼到今年已经18岁了，终于可以参军了。”在座(zàizuò)的航空人无不(wúbù)动容，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“争气机”，它(tā)在“银河号”受尽屈辱的航行(hángxíng)中，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(zhà)的废墟里，它在王伟惊天地泣鬼神(jīngtiāndìqìguǐshén)的那一撞击上，把中国人、航空人的悲愤和憋屈，化成了埋头苦干、励精图治。

傅前哨说，以歼10为代表，中国的航空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是(shì)“望尘莫及”，而是“望其项背”了(le)。

在歼10研制过程中，还(hái)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；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(guójì)先进水平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铁鸟试验台；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化(zōnghéhuà)航电武器(wǔqì)系统动态模拟综合试验台等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。

宋文骢曾经这样评价歼10走过(zǒuguò)的两个18年(nián)：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证研制，尝试手工制造，最终实现首飞的18年；后18年，是歼10不断试飞突破，列装部队，成长的18年。然而(ránér)，他却没能够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，在孩子生日的前一天，悄然驾鹤西去(qù)。

2018年2月9日，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，开始(kāishǐ)列装空军作战(zuòzhàn)部队，担负起守卫祖国空天的使命。

其实，在歼10首飞成功(chénggōng)之后，宋文骢就将试飞组织(zǔzhī)工作交给(jiāogěi)了(le)杨伟，自己则继续带领气动设计小组，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摸索。最终宋文骢提出了“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”，通过机头涡、前边条(biāntiáo)涡、鸭翼涡、边条涡、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，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。而这个布局，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。

看着(kànzhe)写字台前与恩师(ēnshī)宋文骢的(de)合影，歼20总设计师杨伟思绪万千，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“别走了”，他也许会出国留学，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失之交臂。

从歼10到歼20的(de)研制，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，歼10研发(yánfā)培养出的团队，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(guójiā)。

如雷强所说，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。仿制歼6、歼7就是(jiùshì)学正楷，然后在(zài)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(kāishǐ)写行楷了；到研制歼10就有些许多地方开始自行探索发挥了，属于草书；再到4代机，咱们就不用(bùyòng)再受到字帖的限制，可以自成一体了。

本文原载(yuánzài)于2018年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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